共情与正义：美国弗洛伊德事件抗议运动中的情感动员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4期“情感与传播”专栏。

作

者

王超群：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概

要

【摘  要】本论文主要运用共情理论，采取个案分析与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美国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中的情感动员机制，揭示它如何创造“共情”并引发一场席卷全美“为弗洛伊德声张正义”的社会运动。研究发现，自下而上的情绪共情与自上而下的认知共情在互相作用。一方面，在“刺激—反应”与“模仿—反馈”的情绪感染机制以及认知调节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共享“正义的愤怒”情绪，情绪共情得以完成。另一方面，媒体、社会组织、政府政党以及阶层群体通过各种情感表达策略来进行认知共情调控，包括媒体“英雄叙事”框架、警察群体“单膝下跪”符号仪式传播、“基调情感”对白人群体的浸染以及“黑命贵”社会运动组织助推的“共情站队”。这些情感策略与种族因素一起相互作用，最终战胜了种族共情偏见，实现了最大程度上对“非裔生命”的共情。

【关键词】共情；正义；抗议运动；情感动员

2020年5月25日，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脖颈窒息死亡。随后一段关于弗洛伊德被“跪杀”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被快速分享与传播，短短几天时间便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美各大城市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示威活动。从5月31日起，美国本地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加拿大、英国、法国等欧美多国，甚至蔓延至韩国，可谓席卷全球。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蝴蝶效应”？诸多研究已经表明，情感动员在新社会运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往往影响其最终走向。本研究旨在运用共情理论来分析美国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中的情感动员机制，揭示它如何创造“共情”并在短时间内引发一场席卷全美的“为弗洛伊德声张正义”社会运动。

一、研究回顾

情感动员，是指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表达，在持续互动中唤起、激发或者改变对方个体或群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的过程（白淑英、肖本立，2011）。在西方传统社会抗争研究领域，“理性动员”一直是主流。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众情绪化理论”、布鲁默的“群众分类理论”、乔纳森·特纳的“突生规范理论”以及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等一系列情感理论的出现才逐渐推进了情感动员研究的发展（陈涛，2016）。

哪些类型的情感容易被动员？国外学者主要考察了战争中的情感动员力量，如“愤怒”与“羞耻”情绪如何推动国家复仇（Löwenheim & Heimann，2008）、“荣誉”与“民族自豪感”如何在一战中发挥作用（Ross & Hall，2010）、“同情”的情感逻辑又如何影响911事件后中俄对美国的国际战略部署等（Hall，2012）。华人学者杨国斌（2009）、中国学者袁光锋（2015a，2015b）等人则侧重研究怨恨、同情、愤怒、讽刺之类的情感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Rydell等（2008）还指出，愤怒侧重指向“义愤”，悲情侧重指向“同情”，愤怒比悲情更容易诱发过激的集体行动。

不同类型的情感最终都能被成功动员，其中有怎样的共性？诸多研究表明，“道德感”是情感动员的核心动力因素。古斯塔夫·勒庞（2007）认为“乌合之众”的群体成员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兰德尔·柯林斯（2012）指出，充满“情感能量”的人感觉自己拥有正义的“道德情操”。在社会抗争行动中，悲情叙事与戏谑叙事无一例外都是一种基于“道德震撼”的批判，悲情叙事、弱者身份对网民激发出来的“自我不公平感”，促使没有直接利益相关性的网民“围观”，并激发了网民的共情以及愤怒，形成情绪共同体（孙卫华、咸玉柱，2020）。道德正义感成为民众社会抗争议题构建的核心因素（姜璐，2013）。在此过程中，原始的愤怒转化成“正义的愤怒”，能使个人或群体将负面情绪“合理化”甚至“合法化”，去除羞愧与不安，从而维持情感能量的不断增长，促进集体行动（刘涛，2016）。

也有研究从结构化的视角考察了“情感共振”机制为何能够形成。雷蒙·威廉斯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的概念，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基于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的普遍感受（周刊，2010）。袁光锋（2015b）专门研究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情感结构”，指出“弱势感”已经成为跨越阶层的集体感受。尼科·弗里达（Frijda，1994）将情感划分为“阶段性情感”（phasic emotion）与“长期性情感”（tonic emotion），郝拓德、安德鲁·罗斯（2011）将情感划分为“应急情感现象”（acute affective phenomena）和“基调情感现象”（background affective phenomena）^①。两种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指由特定事件所激发的包括恐惧、愤怒与焦虑在内的应急情绪反应，后者是指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长期的情感性情。应急情感的爆发离不开基调情感的沉淀与推动。

这些研究成果，为共情理论融入情感动员分析提供了可能。共情是指理解和分享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通过观察或模仿他人的情绪而产生。产生共情的人与被观察、被模仿的人情绪是同形的，且能意识到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在于他人（Singer，2006）。将共情理论与正义理论相勾连，可以追溯到社会心理学家巴特森（DanielBatson）和霍夫曼（Martin Hoffman）。巴特森（Batson，1991）提出“共情—利他主义假说”，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分享他人的情绪状态，那么会导致对他人需求的反应能力下降，从而降低理解需要和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正是人们具有共情能力，才产生了利他主义行为。霍夫曼提出了道德共情发展理论，认为人们通过感受他人的心情理解他人，最终产生关爱他人的道德情感（徐春艳，2013）。受这些理论的影响，当代西方道德情感主义代表人物斯洛特提出以“共情”为基础的正义理论。基于共情或共情关怀，人们才能真正秉承“平等”正义观（王建斌，2020）。共情不仅是道德的基础，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也是社会正义的基石。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orty，1998）将共情理论引入人权运动，提倡关于人权的悲情叙事，认为读者更容易被冗长、悲伤的故事所感动，被唤醒共情反应，并最终采取行动。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人道主义与痛苦：共情的动员》论文集，收录多篇论文阐释只有“痛苦叙述”有力证明受害者无辜，才能引发人们共情，以及团结一致的政治运动（Wilson & Brown，2009）。

通过共情理论概述可以发现，共情理论在“情感传染的共鸣机制”“道德正义的动力机制”方面具备了“情感动员”的天然优势。故而本文尝试借助共情理论来探讨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中的情感动员。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共情按成分可划分为情绪共情（emotion alempathy）^②与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情绪共情指对他人情绪的情绪性反应，即产生和他人相似的情绪体验；认知共情指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陈武英等，2014）。学界普遍认同，情绪共情先于认知共情。Decety（2011）提出，共情加工模型包含自下而上的情绪共享加工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评价加工。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两种共情加工方式只不过是加工顺序不同，实质上均涉及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种成分，不能将加工顺序与加工成分混为一谈（袁晓劲等，2019）。

种族因素会影响共情反应，带来种族共情偏见现象，表现之一即人们对同一种族成员要比异种族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反应（Forgiarini et al.，2011；Contreras-Huerta et al.，2013）。但种族因素不是唯一影响因素，感知相似性、态度、文化价值观等因素能与种族因素协同作用，共同影响共情反应（Joneken，2014）。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考察两个问题。问题一：在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过程中，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分别是如何加工的？在这个共情加工过程中，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政府政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是如何互动，最终得以实现共情动员的？以此来厘清共情动员的情感逻辑和生产机制。问题二：既然存在种族共情偏见，那么，在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中，是否克服了种族共情偏见，以及是如何克服的？

（二）研究方法

鉴于距离事件发生时间间隔较长，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实施较为困难，本研究采取文献分析、个案分析与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三种方式获得研究资料，所搜集资料的时间跨度控制在事发后一个月内，即2020年5月25日—2020年6月25日。

一是观察社交媒体上相关舆情动态走势。主要从Facebook、Twitter、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上搜索关键词，获取弗洛伊德被杀事件及其抗议运动的相关信息，以及各方评论。

二是考察新闻媒体的报道。主要通过Factiva（道琼斯新闻数据库）搜索新闻关键词“Floyd”“Black Lives Matter”，获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

三是从Google学术、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上获取黑人被杀事件的相关学术研究文献资料。

三、研究发现

在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中，共情动员同样经历了“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动员两个方面。下面从这两个方面分别阐述。

（一）自下而上的共情动员：基于事实刺激与人生体验的情绪共情

情绪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的一种替代性分享。通过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个体能够将他人的情感表征转化成个体自身的情感表征，从而对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DeVignemont & Singer，2006）。情绪感染是情绪共情的基础，知觉、想象和模仿都能产生情绪感染（Argyle，1994），知觉强调的是另一个人“身体的在场”，但即使没有身体的在场，观察和想象另一个人的感受都会自动触发相关神经通路（Hoffman，2002）。在黑人被杀事件中，一方面，大部分人通过对现场视频的“网络围观”实现了“身体的虚拟在场”，观察并知觉到弗洛伊德在整个被跪杀过程中的痛苦，产生情绪感染；另一方面人的认知神经系统也会对情绪共情进行调节，主要通过社会关系、共情者的知识经验、情境评估这些因素调节情绪共情。

1.“刺激—反应”与“模仿—反馈”机制下的情绪感染与正义唤起

黑人被杀事件中的情绪感染混杂着“刺激—反应”与“模仿—反馈”两种发生机制。

首先是“刺激—反应”发生机制。从2020年5月26日关于弗洛伊德被跪压的原始现场视频被17岁女孩内拉·弗雷泽（Darnella Frazier）上传到Facebook平台起，仅一周时间就被超过5.2万人分享，并被搬运到推特、Instagram和其他社交平台裂变传播。通过随机抽样首发视频下100条网友评论^③发现，评论情绪指向较为多元化，其中占主流的评论情绪是对涉事警察的“愤怒”和对弗洛伊德的“同情”（占比88%），其他情绪及其占比分别为怀疑视频造假（8%），感谢上传者（3%）以及指责拍摄者袖手旁观未施以援手（1%）。

进一步对最占优势的网友评论分析发现，公众情绪最主要受到视频中黑人被跪杀细节所刺激，黑人表情痛苦，小便失禁，嘴里不停求饶甚至呼喊妈妈，让公众直觉“震惊”、直呼“难以置信”、直言“令人作呕”。情绪感染可能引发两种结果：自囿性悲伤或者情绪共情。前者指向自身，使个体不由自主地产生与被观察者相似的“悲伤”情绪体验，后者指向他人，使个体对被观察者产生担心、同情等情绪（Suddendorf & Corballis，2007）。运用中文情感分析工具平台“NLPIR大数据搜索与挖掘共享平台”的“关键词提取”功能，针对这100条评论生成关键词词云（具体见图1），结果发现，网友评论多指向对警察的批评谩骂，说警察的行为属于“种族主义”“暴行”“犯罪”，警察是“恶魔”“混蛋”，应该把警察“大揍一顿”“投入监狱”，愤怒的情绪似乎要溢出屏幕。视频传播当日当地就爆发游行示威活动，数百人高举“我无法呼吸”“为弗洛伊德讨回公道”的标牌进行抗议。

其次是“模仿—反馈”发生机制。情绪模仿是指对他人表情、声音、姿势等外在情绪表现的自动模仿，它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促进对他人情绪的理解（Hess et al.，2014）。Hatfield等（1993）构建了情绪感染的模仿—反馈机制，是指对他人情绪表现的模仿会刺激个体的主观情绪感受，最终使个体与他人的情绪实时同步，完成情绪感染的过程。黑人被杀视频广泛传播后，不少抗议活动中有“模仿黑人生前最后姿势”这一环节，声势最浩大的一场活动是6月2日数以千计抗议示威者堵住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座大桥。他们模仿弗洛伊德被警察“跪脖子”的情景，趴在地上，双手背在身后，露出脖子，保持该姿势长达9分钟，以求感受到弗洛伊德当时的苦难。通过身体模仿，由外在情绪刺激所引起的个体内部心理过程得到重新演绎，可以帮助理解他人情绪，引发人们情绪共情，坚定人们为弗洛伊德讨回公道的决心。

2.情绪共情过程中的认知调节进一步加深“情感正义”的共鸣

在黑人被杀事件中，共情者的知识经验在网络集体记忆、媒体信息建构以及个体自身生活经历的多重协同下得到建立，并作用于个体的情绪共情调节。

首先，“我无法呼吸”的集体记忆进一步加深公众的情绪共情。视频在社交媒体发酵后，2014年黑人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案在社交媒体被频繁提及，同样的“被警察锁喉而死”的案情，同样的“我无法呼吸”的呻吟，令“美国黑人遭遇种族歧视”的集体记忆被再次激活。在这个集体记忆中，“我无法呼吸”不仅反映了美国黑人生理上的无法呼吸，更是反映了当下美国黑人在政治、经济、法律、福利等多重社会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沉重现实。“我无法呼吸”成为对非裔生命情绪共情体验的象征符号，被频繁运用为抗议口号。

其次，新闻媒体提供的真实性报道进一步加深公众的情绪共情。“真实”是共情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信息是真实的，那么识别、关注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同理心将受到抑制（Adnsager et al.，2001）。事件发生后，社交平台到处流传着“涉案警察肖万其实是演员，视频系深度伪造”的谣言，《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先后于5月30日、5月31日发表可视化调查报道，综合运用现场视频素材、检方起诉书、目击者证词和专家意见等多种第一手资料，证据确凿地揭示了弗洛伊德死于警察不当执法的真相。这些报道以可视化的方式“还原现场”，有力地回击了阴谋论，进一步激发了受众对弗洛伊德的“同情理解”与对涉事警察的“愤怒”情绪。

最后，黑人群体在社交网络分享自己遭遇种族歧视的经历，进一步加深情绪共情。个体能通过自我投射的方式来体验他人的心理感受，例如人们会回忆自己经历类似事件时的想法或感受，据此推理另一个人面临同样遭遇时的情感状态（Suddendorf & Corballis，2007）。相似性是人类共情的有力预测因子，它预测了感知者和角色之间的重叠，所以会导致观察者体验到更多的同理心（Igartua & Barrios，2012）。随着弗洛伊德事件发酵，许多黑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亲历的种族歧视遭遇：在路上开车音乐声太大被拦车检查，在超市购物结账没拿小票被视为偷窃……甚至连F1世界冠军汉密尔顿也在社交媒体上讲述了自己被歧视的经历。非裔少年卡梅隆在TikTok制作的一则母亲教他“黑人生存法则”的视频，播放数超过1千万次，引发了强烈共鸣。

（二）自上而下的共情动员：情感正义的策略性表达实现认知共情

认知共情是指人类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并想象自己的感受，从而有意识地采纳他人的主观观点的能力，也被称为“观点采择”（Decety & Jackson，2004）。其发生机制在于：确保元认知处于被唤醒状态，能区分自我与他人，能明确知道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人，能对他人的情绪进行归因（Decety & Jackson，2006）。在共情调控过程中，个体需要抑制自我中心偏差，将关注点指向他人。因为只有个体抑制了自我中心偏差对自己认知的束缚，才能够真正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的情绪感受（张慧、苏彦捷，2008）。在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中，媒体、社会组织、政府政党以及阶层群体运用各种情感策略来进行共情调控，以顺利实现对弗洛伊德及其所在群体的认知共情。

1. 媒体通过“英雄叙事”刺激公众产生“认知—情绪认同”。

媒体叙事影响共情。通过对媒体文本的接受和解读，受众完成对媒体角色经历的替代性体验，就像事件发生在他们身上一样，并分享角色的感受和反应，从而对媒体角色产生“认知—情绪认同”（Cohen，2001）。共情是“认知—情绪认同”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受众无法接受角色的目标、动机或情感，就无法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物并与他们一起感受（Chory-Assad & Cicchirillo，2005）。

在黑人被杀事件中，公众对弗洛伊德的共情明显受到媒体叙事的影响。通过Factiva（道琼斯新闻数据库）搜索新闻关键词“Floyd”，设置时间跨度为2020年5月25日至2020年6月25日，设置新闻主题为“政治/综合新闻”，共搜索到新闻4716篇。经过逐篇排查，删除重复转载报道，只保留原创首发报道，共获得符合“弗洛伊德形象”叙事主题的新闻报道14篇。梳理归纳这些旨在塑造“弗洛伊德形象”的新闻报道可以发现，众多媒体将乔治·弗洛伊德塑造成“英雄或烈士”形象。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通过报道他的生平将他塑造成“大弗洛伊德”：从乐于助人的社区运动明星到误入歧途改过自新的奋斗者；半岛电视台、今日美国、邮件在线等媒体通过对弗洛伊德家人和生前同事的采访报道将他塑造成“善良，乐于助人，对别人都像对待家人一样，指导年轻人远离枪支暴力”的“温柔巨人”。尽管弗洛伊德有抢劫、吸毒入狱的黑历史，但《纽约时报》认为这是“黑人要想改变贫困命运只有运动和吸毒两条路”的错误价值导向带来的人生挫折，国家公共广播公司（NPR）认为这是系统性不公正带来的生活考验，仍旧不影响弗洛伊德是“有着伟大梦想，不受挫折生活影响”的“超级英雄”。这些叙事框架令受众对弗洛伊德的遭遇唏嘘不已，同时进一步引发受众对弗洛伊德死因的思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警务体系的种族歧视问题。尽管之后马上有美国黑人女性保守派评论员欧文斯在脸书账户发布视频称，“我不支持弗洛伊德，他不是我的英雄”，提醒公众不要忘记他生前诸多的犯罪记录以及死时吸食过量毒品的事实，但收效甚微，无法撼动“黑人英雄”叙事框架引发的共情倾向。

2. 警察群体通过“单膝下跪”符号仪式塑造共情，表达情感正义

个体社会阶层也会影响共情。高社会阶层个体在共情准确性、共情反应水平上都显著低于低社会阶层个体（Kraus et al.，2010）。此外，共情存在群体内积极倾向，美国白人对暴力事件中的白人警察施暴者表现出共情倾向和较少的惩罚性回应（Lopez，2017），但同时共情又可能受到内疚感的影响，当个体认为自己相对于（受到种族歧视的）外部群体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时，就会对受害群体感到“内疚”，进而会引发广泛的目标，即希望机构对结构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进行物质补偿、道歉或其他形式的系统性恢复（Johnson & Lecci，2020）。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黑人被杀事件中，持续多日的美国各地抗议现场都能够看到警察单膝下跪的场景，警察肤色各异，包括白人、非裔、亚裔和拉丁裔等。在弗洛伊德事件中，警察单膝下跪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是表明“下跪的警察是有责任感的”，与对黑人执法歧视的白人警察不一样；二是表明“下跪的警察与非裔人民团结一致”。后来，单膝下跪的行为在白人群体里扩散，先有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单膝跪在弗洛伊德的灵柩前掩面失声痛哭，后有大学的白人师生们、医院的白人医生护士们，甚至民主党派的白人议员们在各种追悼场合下跪。此时，单膝下跪作为一种“反种族歧视呼吁正义”的仪式符号，不再局限于警察这一种职业，而是已经跨越阶层与种族的限制，通过共情塑造理解。

3. 白人群体在“基调情感”的熏陶下提升了对黑人群体的“共情关注”

参照前文所提及“应急情感现象”和“基调情感现象”的概念，可以发现，“为弗洛伊德声张正义”的愤怒情绪是一种“应急情感”反应，但显然也受到了与种族歧视有关基调情感的推动。基调情感现象的表现之一就是“情感氛围”（affective climate），它是指一种充满了没有明显刺激来源的情感状态的社会气氛。相关民调显示，近十年来美国社会对种族歧视的情感氛围在悄悄发生改变。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那年，只有36%的美国白人表示美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确保黑人获得平等权利，但到了2017年，高达61%的美国白人表示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2020年6月美国广播公司/益普索市场研究公司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不分种族和政党，大多数白人（70%）、黑人（94%）、西班牙语裔（75%）、民主党人（92%）、共和党人（55%）和独立人士（71%）都认为，弗洛伊德事件证明了美国执法部门对黑人群体存在系统性歧视。在现代民调历史上，美国人从未表达过如此广泛的共识。据统计，此次示威活动有1500万至2600万人参加，是美国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社会运动。此次示威活动参与者以白人居多，他们冲到一线表现出了团结一致，并蔓延到了以白人为主的小城镇，比如得克萨斯州曾经“最充满种族仇恨的小镇”维多市（Vidor）。这些表现体现了白人群体对黑人群体遭遇种族歧视的“共情关注”。

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是指面向他人的与他人所感知到的福利相一致的情感，会使个体对他人产生担心、同情等情绪，并增强处理相关信息的动机，提高对信息的参与度（Batson，1991）。如果对他人没有“共情关注”，就会倾向于认为相关信息无关紧要，更不会参与亲社会行为。这次参与抗议运动的白人都热衷于引用牧师安迪·斯坦利的话：成为一个“非种族主义者”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

4. “黑命贵”社会运动组织推动政党、企业与媒体“共情站队”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也简称为“黑命贵”，该社会运动源于2013年，之后七年来该运动不乏采用暴力的手段，阻拦交通、占领商场、火烧警察局，因此它被许多美国人视为分裂的，甚至是激进的力量。同样，借着弗洛伊德被杀事件，“黑命贵”社会运动组织借题发挥，将事态扩大化，演变成暴乱，堵路、店铺抢掠、破坏公物等现象蔓延至全美50个州，甚至声称“砸烂一切，才能重建”。尽管如此，由于它的本质诉求是“警方不能因为他们是黑人就滥杀，因为黑人的命也是生命；而生命是最神圣的，是不能任意剥夺的”，从而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支持它就是支持平等、公平和正义。因此，政客们为了争取选票不但对暴力抗议视而不见，还政治性站队，左翼民主党人通过各种方式公开支持煽动暴力的“黑命贵”运动组织，2020年6月5日华盛顿市长下令在通往白宫的路上粉刷“黑人的命也是命”字样，6月8日民主党人佩洛西在国会大厦为弗洛伊德下跪默哀，这些作秀只是为了与“种族歧视主义”撇清关系，以便从公众那里争取道德上的合法性，将情感资本转换成政治资本，增加自己的政治竞争力。

截止到当年6月12日，苹果、亚马逊和谷歌三大科技公司也投入到支持“黑命贵”社会运动的行列中，它们培训数字助理来回应有关运动的声明。当用户询问“黑人的生命重要吗”，亚马逊的Alexa会回应“黑人的命也是命，我认为人们应该受到公平、有尊严的对待”。“黑命贵”正在成为主流。谁提出反对的声音，谁就有可能受到指责。从6月3日到6月8日，只因为发表了不同观点的文章或图片，文娱杂志Variety主编劳迪娅·埃拉、《费城询问报》执行主编斯坦·维希诺维斯基、《纽约时报》评论版主编詹姆斯·贝内特以及美食杂志BonAppetit主编亚当·拉坡坡相继宣布辞职或被停职。相对应地，不少美国媒体开始美化暴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焚烧抗议活动“火热但大多是和平的”，该媒体主播库莫声称“示威者不必和平”。调查显示，有72%的人不同意库莫的说法，其中有58%的人“强烈不同意”。不过，尽管如此，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仍然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因为反对暴力或挑战左翼是危险的，保持沉默更安全，而这些无疑为运动后期共情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的共情动员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与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相辅相成共同进行，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在互相作用。参照罗斯·坎贝尔等人提出的“共情唤醒五个维度”理论（Campbell & Babrow，2004），本研究发现，黑人被杀事件抗议运动中的共情动员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从以下五个维度对共情进行唤起：一是情感和谐（emotional concordance），情绪感染过程中的情绪分享是共情唤起的必要条件；二是真实性（verisimilitude or realism），认为信息是真实的，是个体愿意去“感同身受”的前提条件；三是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个认同是指“认知—情绪”取向的认同，能接受他人观点，并分享他人情感；四是理解上下文（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要想真正认同并分享他人的观点与情感，就必须了解导致此人进入特定情境的前因后果；五是对他者的关注（concern for the other），只有产生共情关注，才有可能产生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在整个过程中，共情的唤起伴随着情感正义的唤起与表达。有诸多因素会影响这五个维度的共情唤起，其中媒介的作用不容小觑。

机构媒体是共情动员赖以发展的有力武器。机构媒体负责提供真实性的新闻信息，对弗洛伊德死亡现场的还原报道，为受众基于“刺激—反应”的愤怒情绪提供了“道德正义”的保障；机构媒体也是他人身份建构争夺的场地，媒体对弗洛伊德“英雄”形象的塑造，最终影响受众对其处于某个特定情境前因后果的“上下文理解”，帮助受众实现对弗洛伊德“认知—情绪”取向的身份认同。最终促进受众用集体行动表达“为弗洛伊德声张正义”的诉求。

社交媒体也促进了共情动员的唤起。共情动员在社交媒体上的唤起分为情境机制与持续机制，且两种机制能互相作用。“情境机制”是指基于具体事件传播的刺激，对具体情境中的他人产生共情。情境机制更多地作用于“情绪共情”，弗洛伊德被捕前后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裂变式传播，黑人群体在社交媒体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悲情遭遇，为情绪共情中的“情绪感染”“情感和谐”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正义的愤怒”提供了爆发、宣泄与扩散的舞台。“持续机制”是指基于日常事件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教化，对社会记忆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共情。持续机制更多地作用于“认知共情”。随着社交媒体工具越来越多地被个人用来传播他们的日常事件，关于黑人备受种族歧视的事件在社交媒体实现了日积月累的“可见性”，重塑了网民关于“黑人种族歧视问题”的集体记忆，有助于社会从“非种族歧视”到“反种族歧视”情感氛围的转化，重塑社会“反种族主义”的基调情感，作用于网民的“认知共情”，有助于网民更好地理解和解释黑人群体的情感与观点，产生共情关注与亲社会行为。

研究结果也表明，虽然美国社会存在种族共情偏见，但是在弗洛伊德事件中，感知相似性、基调情感中的情感氛围、社会运动组织的长期活动、政府政党的政治性站队、警察阶层内疚心理的觉醒、机构媒体叙事框架的争夺、社交媒体情绪感染机制的便利性等因素与种族因素相互作用，最终战胜了种族共情偏见，实现了最大程度上对“非裔生命”的共情。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共情动员能够唤醒情感正义，推动抗议活动扛着“正义”的大旗发展壮大。但共情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负面效应：

第一，有偏见的共情反应现象。首先，共情具有很强的偏袒性，影响我们对他人及其处境进行判断。媒介塑造的英雄形象是真实的弗洛伊德吗？媒介的悲情叙事为他的犯罪事实提供了体制性归因而不是个体性归因，令受众对他的犯罪事实“选择性耳聋”，无法客观辩证全面地看待他的个人形象。其次，共情就像一盏聚光灯，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需要帮助的人，但这恰恰也是问题之所在，它无法让人看到自己的行为对一群人产生的影响，对统计数字毫无觉知，并且听不懂有关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布卢姆，2019）。在对弗洛伊德的共情中，公众看不到“每年白人犯罪死于警察执法的比例要高于黑人25%”的统计数据，甚至认为这些数据是有意捏造的。最后，共情推动下的公共决策有时候因为“政治正确”会剑走偏锋，损害长远利益。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缩减警察规模，“断掉警察资金”成了一句常见的口号，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会议成员甚至直接承诺要取消警察部门。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不见得是明智的。

第二，共情极化现象。首先，高度的共情水平可能带来“反种族歧视”观点的极端化。不少黑人站在政治正确的道德制高点强迫白人群体共情，打出“白人的沉默=黑人的死亡”之口号，甚至在各种场合要求白人下跪，“不下跪就是种族主义”，矫枉过正，反而对白人群体实施了“种族歧视”，走向了种族主义的道路。其次，狭隘的共情不允许媒体有不同的声音，当抗议运动出现了打砸烧抢等暴力行为时，媒体人因为发表不同意见而遭到前所未有的抗议，被迫辞职或停职，从而伤害了新闻自由。

第三，共情破裂现象。赞同抗议活动，并不意味着赞同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此次抗议运动也出现了“和平抗议”与“暴力抗议”的观点分野。支持暴力抗议的以黑人示威者居多，认为当和平抗议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只有暴力才能让当权者听到他们的声音。支持和平抗议的公众则认为，暴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取，呼吁在现有的体制框架里解决问题。但即使用“情感正义”来为暴力正名，也无法忽视暴力打砸烧抢给无辜百姓造成的伤害，这种不正义因子也削弱了共情“情感正义”的天然优势，最终让共情走向破裂。

本论文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共情机制研究通常采用控制各种变量的实验方法来进行，但是作为一场在现实社会发生的示威运动，其进程中的共情机制是无法进行实验控制的，而只能通过田野观察加以研究，导致最后的研究发现也容易遭遇科学验证上的质疑。其次，这场运动中的共情机制有着足够复杂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重点对媒介与公众的互动展开了讨论，限于篇幅并没有对政府政党、社会运动组织等其他权力因素展开充分的讨论，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重要。另外，本研究主要将考察范围控制在美国社会，并没有扩展到全球视野，去考察这场运动引发全球反种族主义“共情”的内在逻辑。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与深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的伦理与规范研究”（项目批准号：19AXW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原文将“acute affective phenomena”翻译为“状态情感现象”，但基于“acute”有急剧的、突发的、急性的含义，此处要表达的是应急的情感反应状态，故而笔者在此翻译为“应急情感现象”。

②国际上“情绪共情”存在两种不同的用词。一种使用单词“emotional empathy”，意为情绪共情，代表人物有Bandstra、Roth-Hanania等；另一种使用单词“affective empathy”，意为情感共情，代表人物有Melchers、Heyes等。但在实际的内涵理解中没有差异。在国内尤其是心理学领域也存在“情绪共情”与“情感共情”的混用。本文选择“情绪共情”一词。

③具体抽样操作为：样本时间跨度控制在5月26日到6月25日一个月内，严格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平均每周评论抽取25条，共抽取网友评论100条。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王超群：《共情与正义：美国弗洛伊德事件抗议运动中的情感动员》，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4期，100-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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